转自：中国科学报
生命早期1000天被认为是决定一生健康的黄金窗口。然而，当母体在妊娠期面临多种慢性疾病的挑战时，这一窗口期的健康平衡是否会被打破？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徐小林团队联合淮安市妇幼保健院等合作单位，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系统揭示了妊娠期慢病共病及不良生活方式，对子代0-3岁孩子生长发育轨迹的深远影响，为母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从“单一疾病”转向“慢病共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育年龄的推迟，妊娠期女性的健康状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过去，临床和研究多聚焦于妊娠期高血压或妊娠期糖尿病等单一疾病，但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孕产妇同时患有两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即“慢病共病”。
“现有关于妊娠期慢病共病的研究证据主要来自西方国家，针对我国孕产妇人群的本土化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徐小林指出，“我们不仅要关注单一疾病对妊娠结局的短期影响，更要系统探讨慢病共病是否会通过宫内环境的改变，持续影响子代出生后的长期生长发育轨迹”。
当前，我国高龄妊娠（≥35岁）的女性越来越多，年龄本身就是各种慢性病的高危因素，再叠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妊娠期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一群体在妊娠期患有慢病共病的风险剧增。
相比之前，关于慢病共病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此次研究聚焦妊娠期慢病共病，徐小林认为，一方面可以将防控关口前移，在年轻时期开展预防措施，将有利于延缓老年期慢病共病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创新性的研究慢病共病对下一代的影响。
警惕“危险的追赶”
徐小林团队依托三代女性健康队列（GMATCH），深入分析了22440对母婴的随访数据。研究基于孕产妇电子信息系统获取了15种妊娠期慢性病信息，并对子代从出生到36月龄的BMI进行了10次动态测量。
研究人员通过潜类别增长混合模型（LCGMM），在子代中识别出了五种独特的早期生长发育轨迹：平均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占57.9%，被视为标准对照组）；低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占3.4%）；较低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占27.1%）；平均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占9.7%）；高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占8.1%）。
研究结果显示，纳入人群中约有5.7%的孕妇存在慢病共病。与无共病的孕妇相比，存在慢病共病的孕妇，其子代出现“低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这一不良生长轨迹的相对风险显著增加 79%。
对于“低出生体重+快速追赶增长”的模式，徐小林强调：“这类儿童在3岁时出现超重或肥胖的风险是正常轨迹儿童的2.69倍”。
并非所有“共病”风险都对等
徐小林强调，妊娠期慢病共病对子代的影响并非风险的简单相加，而是取决于具体的疾病组合模式。
研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识别出了四种主要的共病模式，其中心血管代谢型与肝胆-血液型模式表现出的风险最为突出。
“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两种模式是子代健康发育的‘重灾区’，”徐小林指出。
具体而言，患有心血管代谢型共病（主要特征为合并心脏病、妊娠期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孕妇，其子代出现“低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轨迹的相对风险是普通儿童的 2.63倍。
而肝胆-血液型模式（主要涉及贫血、血液系统疾病及妊娠期内肝内胆汁淤积症）的相对风险也达到了1.79倍。
徐小林指出，这些特定的共病模式往往预示着母体存在更严重的慢性低度炎症、氧化应激以及内皮功能障碍。这些生理病变会共同塑造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宫内环境，不仅直接限制了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还可能通过代谢编程效应，在胎儿的基因表达层面留下“痕迹”，导致其出生后即便在正常环境下也会表现出异常的代谢反应和快速的体重追赶。
不良生活方式或使风险飙升
除了疾病本身，孕期的生活方式也是研究的重点。徐小林团队在7061对母婴中进一步收集了详细的生活方式评分。
数据令人警醒：当“妊娠期慢病共病”叠加“不健康生活方式”时，子代出现不良生长轨迹的相对风险升高至4.13倍。
“在各项生活方式因素中，体力活动不足、睡眠时长异常（过短或过长）以及睡眠质量较差是关联最强的危险因素”。徐小林指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通过加剧母体的慢性低度炎症、氧化应激和内皮功能障碍，从而进一步恶化宫内环境，放大慢病共病的不利影响。
出生后前8个月为关键干预期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最具临床指导意义的发现之一，是明确了干预的“时间表”。
研究动态追踪发现，受母体慢病共病影响的儿童，其BMI增长的显著加速主要集中在出生后的前8个月。
“这意味着，生命最初阶段，尤其是婴儿出生后的前8个月，是风险识别、营养管理和健康干预的极其关键的窗口期，”徐小林强调，“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阶段对这部分高风险儿童进行精准的体重管理和发育监测，或许能有效阻断其未来发展为肥胖、代谢综合征或心血管疾病的长远风险”。
未来需构建综合干预模式
“母婴健康管理的关口必须前移。”徐小林指出。
对于备孕女性，应在孕前就开始健康筛查，防止从单一疾病演变为慢病共病；对于在孕妇女，医疗机构应从“单病防控”转向“多病共管+生活方式干预”的综合模式，特别要加强对睡眠和体力的指导；对于子代，应重点加强出生后前8个月的持续监测，将健康获益延续到下一代。
“母体健康与后代健康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徐小林说，“通过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我们不仅在改善母亲的生活质量，更是在为下一代的长期健康奠定基石”。
同行评审专家认为，该研究主要有两个核心创新点，第一首次在大样本中国妊娠女性开展慢病共病研究，填补了我国女性慢病共病代际健康效应的空白；另外，同时关注慢病共病以及可改变生活方式的联合作用，具有重要的预防实践意义。
徐小林坦言，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依赖的电子信息系统目前仅涵盖了15种主要慢性病，可能低估了慢病共病的真实流行率（如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状况尚未被充分纳入）。此外，由于是观察性研究，尚无法直接推导出因果关系。
“未来，我们需要更标准化的妊娠期慢病共病定义，以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比较，”徐小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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